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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张呈：二十一世纪骑兵之歌
苗若芃和罗圣灯离开小镇以前，我从没想过一年会这么长。
从前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放学后和小灯一起到我妈厂子的后院蹭露天的公共电视看，一种是课间休息时蹭苗手里的报纸读。他们走后，我复读，九点下晚自习，再也赶不上七点的新闻联播，夜间电影频道放恐怖电影，没了罗圣灯在身边一惊一乍也失去了趣味；苗若芃走时为我留下了些遗产——订阅一整年且不可退的《北京青年报》，天知道他从哪个渠道搞来的首都进口货，每次都得骑车到镇里的邮局去拿，在天冷且夜长的日子里，我总感觉自己是一个起早贪黑的情报员，骑在日月同辉的山路上，几乎要睡着，眼睛半闭，腿无意识地蹬着脚踏板，好似梦游，自行车也变成了一匹马。
那一年是1999年，新世纪步步紧逼，我在报纸上认识的北京里，青年们好像都疯了，争先恐后想在二十世纪的尾声留下些什么。每次看到荒谬的社会新闻，我都会把里面的主角替换成苗若芃和罗圣灯，想象他们在二环繁华的十字路口指挥刺猬过马路、在怀柔的电影片场劫走热气球道具一路飞到天边外……
苗若芃打电话跟我说，我大概很快就能在报纸上读到他的现代诗，他最近在研读海子，时常去荒废的铁道上躺着，体验卧轨。
彼时是半夜，我刚关掉讲鬼故事的收音机，在家选艺考要朗诵的诗歌篇目，处于拿不定主意的迷茫阶段，正思考人生的重大命题：明早吃啥。我趴在桌子上，枕着堆成一叠的《北京青年报》，对苗若芃冷笑：谁会凌晨六点骑车翻山越岭去拿你那消息滞后一天的报纸啊。灯子呢？在你旁边没？
罗圣灯喝醉了，正跟路灯拜把子呢，哦，好像到下一个环节了，他在给路灯读海子。大概是苗若芃拿着电话凑了过去，听筒里传出罗圣灯渺远的朗诵声：
大风从东吹到西，
从北刮到南，
无视黑夜和黎明。
接着他俩一齐喊破喉咙：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笑了，说：苗，你也喝醉了。没人回应，翻盖机好像摔地上了，苗若芃和罗圣灯的声音忽远忽近，在移动，稀里哗啦的，俩人似乎扭打在了一起。我把听筒放在一边，翻找地理教材，北京，温带季风气候，冬天刮的是西伯利亚吹来的西北风，不是从东吹到西。最后他俩终于喝够了西北风，重归于好，抱着路灯杆嗷嗷大哭，活像外国书里写的职业哭丧人，鬼哭狼嚎叫我的名字：张呈，张呈，张呈！
没来得及问他们此张呈是葬市中心还是荒郊野岭、找没找崔健给彼张呈办北京户口，电话挂断，耳畔只剩下忙音。
后来我考到北京，朗诵篇目就选的《春天，十个海子》，台词不出所料拿到了所有艺考科目中的最低分。在一个三流院校读表演专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北京青年，报纸诚不欺我，果然疯癫。世纪钟正兴建，苗若芃刚开始写现代诗，没投上报纸，在文印店以个人名义印刷成册，卖十块一本。他在大学门口等我放学时推销给出入校门的学生，一共印了三十本，一周就卖出去七本，有四本还是我拜托同学捧场，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后来他说，文学与艺术主要还是以分享交流为主，用这样的话安慰了自己后改成免费派发，结果其中一本落到教导主任手里。诗集里面充斥着摇滚、嬉皮士、波西米亚、死亡等叛逆元素，教导主任以为他不是搞邪教就是闹革命，让保安记住苗若芃的脸，一看见他就抓，于是我失去了在校门口和他赖叽一瓶可乐的机会。
那个冬天祸不单行，罗圣灯的自行车被偷了，我们仨的自行车平常并排拴在楼下，从左到右依次是我、罗圣灯、苗若芃的；橙色、海蓝色、白色的，偷法像从三明治里抽走火腿肠。我去修理厂给自己的车加了个后座，出门时和苗若芃换着载他。除非道路结冰，短途出行我们都骑自行车，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传统。
罗圣灯侧身坐在后座，晃着小腿，问我：唉张呈，你有没有看过《甜蜜蜜》？我啧一声：不是咱仨一起逃课看的吗？苗若芃硬拉着我们去看的。苗若芃在身后使劲摁车铃，站起来蹬了几下追上来，幽怨地盯着我，说：明明你们也不想上课好吗？我和苗若芃对视一秒，吹了声口哨，站起来蹬几圈脚蹬，又把他甩在身后。罗圣灯说：啊对，太久没上学了我都忘了。我佯装叹息：我本来该载张曼玉的。
罗圣灯说：单车一般，我更希望能拥有一匹马。
我说：你拥有苗若芃，就是拥有一匹马。
我俩默契大笑，笑到车头左拧右拧，差点撞上电线杆。苗若芃不明所以，却已经累得蹬不上来，在后面疯狂摁车铃，喊：不是，你俩什么意思啊？
我入住苗若芃和罗圣灯的出租屋是在开学一个月后，本来住寝室，灯子极力邀请我共建新家园，把我骗了过去。来北京前我还在想该如何无形地照管这俩问题青年，真正见到他们时才意识到：这不是我能选的，我们三个的生活是被绑在一起的。而我加入进去分摊房租的后果就是：不仅他俩继续穷困潦倒，我也摇身一变成为穷光蛋，贫穷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后来原大学室友拿我在外面租房子开玩笑，说我是大户人家、太子来的，我都很想跟他们说我有传染病，穷病。
出租屋不大，我睡沙发，苗若芃和罗圣灯挤一张行军床。沙发是前租客遗留下来的，绒布材质，特别容易起静电，毛毯一擦就噼里啪啦闪起一阵电光，半夜苗若芃听到这声都要翻下身，我说他神经衰弱，应该去看看中医，结果就是他打怵看医生到再不愿比我早睡，小青年攀比心理旺盛，漫漫长夜里，我们各自找事干、互相熬，他看书，我背剧本，灯子起夜的时候都要先平复一下心情——一觉醒来看见俩豺狼把自己夹在中间大眼瞪小眼，以为是做噩梦的程度。
沙发算上扶手也就一米五六长，划开三个座位，区块分别装着我的头到小腹，十二指肠到膝盖，以及膝盖到脚腕，如果不像虾一样蜷缩起来，双脚会探出沙发，清晨醒来时冻得冰凉，寒意由下而上直钻大脑，张嘴就会吐出凉气，像绿野仙踪里的蒸汽铁皮人。
至于行军床，能睡下俩人全靠苗子和灯子都属于瘦骨嶙峋那类，背靠背躺着，骨头硌着骨头，一有人翻身总能传出一人或两人一起的哀嚎。夏天的清早偶尔会发现一个人掉在地上睡着，冬天就相安无事，大概还是动物本能怕死，会抱团取暖。北京的冬天比我想象的冷得多，暖气水时不时冻住，搞得整个出租屋天寒地冻，彼时我们就弃屋保命，坐地铁到首都图书馆蹭暖气，刚好让苗若芃顺道把上次停暖时借的书还上，呈现出一个巧合似的周期性。
冬天夜长梦多，罗圣灯传授给我做清醒梦的诀窍：睡回笼觉。为了多做梦他买来两个闹钟，经过反复实验，最后定下预设时间间隔二十分钟，刚好够做一个完整的梦而不在醒来后昏昏欲睡。实践证明，罗圣灯在研究怪事方面还是有点天赋的，我们三个就真在那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各自在梦里奔腾。通常罗圣灯忙着用歌声拯救世界，苗若芃在当文艺片导演，我坐在去往罗家镇的火车上，透过玻璃窗看到逆时针转的钟表，时光倒流，跟拍电影一样。
偶尔会梦到我、苗若芃和罗圣灯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成为骑兵，骑着战马驰骋北京。太荒谬了。如果梦是一种预兆，那我宁愿相信1999年的最后一天是世界末日。
有一天半夜听到苗若芃喊救命，声音嘶哑，仿佛厉鬼还魂讨命。我以为是做噩梦，浑身冷汗，结果惊醒时发现苗若芃真的在喊救命，跌跌撞撞打开灯，是罗圣灯的耳机线缠在苗若芃脖子上了，勒成一个死结，罗圣灯睡觉时有戴耳机听歌的习惯。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最终决定不把罗圣灯叫醒，以防他在慌乱中把自己也搭进去。
解绳结时苗若芃却异常安静，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以为他已经断气，盯着我的眼睛是死不瞑目，去探鼻息时他才诈尸打我一下。
把耳机线捋好时我的手才停止颤抖，苗若芃给自己倒了杯水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我对他说：你刚刚不说话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走马灯了。
他脖子上挂了几条红印子，自己看不到，只能拿手去摸，一会儿又作扼喉状，仿佛要做案件回溯。他说：我想着把你喊醒了就行，应该死不掉了。我受宠若惊，正琢磨说点什么揽功的话，被苗若芃咳嗽两声打断：死掉的话，你和罗圣灯算过失杀人。
经过那么一顿折腾后我和他都毫无困意，决定看电视，电影频道在放午夜档恐怖电影，德州电锯杀人狂。我们仨在住户里的风评本来就不好，半夜三更怕扰民，没开声音，恐怖程度下跌了好几倍，画面闪来闪去，像苟延残喘的故障台灯，仅仅起到光源作用。
我从罗圣灯裹着的被子里摸出随身听，借着电视屏幕的光亮观察磁带——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差点当上苗若芃安葬曲的是专辑《我去2000年》。贴近罗圣灯耳边，质量感人的头戴式有线耳机里漏出一句歌词：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回头想和苗若芃打趣说这歌挺合适，才发现他已经在沙发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叽里咕噜说梦话，我给他蒙上毯子，他立刻安静下来，梦话失联，早知道让他再挨会儿冻好了。
罗圣灯说他带来一个喜报，我问：什么喜报？你打算中午以前起床了？他说他找到一个愿意教他的吉他老师。
我还没来得及嗤之以鼻，罗圣灯就拉开他新买的二手皮衣拉链，从怀里掏出一本二手的《吉他自学三月通》，举到和脸齐平的地方，配合神采奕奕的微笑，看起来很像一则电视广告。
好吧，小灯，你别总去慈善商店了，但还是恭喜你，那琴呢？
罗圣灯失语，宕机半晌，说：可以用硬纸板扣一个。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罗圣灯找到“吉他老师”后没过几天，他真的开始中午以前起床了，连带着以往中午出门的苗子一起早起，俩人鬼鬼祟祟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一般来说，要背着人商量的往往是坏事，但君子论迹不论心，不论苗若芃和罗圣灯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们终于开始尝试融入社会生活了——七点和我一同苏醒，在床上赖到七点半后着急忙慌穿衣洗漱，一副上学要迟到的样子，叼个没解冻完全的馒头片就出门了。
罗圣灯不坐我的单车，小跑到地铁站坐刚修穿天安门广场的1号线，孜孜不倦往家里带在广场上捡的小红旗，劝都劝不住，把抽屉塞得满当当，一拉开就弹出旗子，仿佛呕吐。苗若芃用透明胶带把这些旗粘成窗帘，一挂上，阳光被滤成红色，屋里总像遭遇了什么血光之灾；我和苗若芃也只顺道一段距离，有时候会生出跟踪苗若芃的心思，但总是连一个红绿灯都撑不过，他就像有气息感知一样，骑着骑着突然停住，回头时及肩的长发翻飞，挡住一只眼睛。
即使只用一只眼睛，苗也能看穿我。我和他之间存在秘密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至少也即将成为上个世纪的事，从小学时代起便是如此。
那条非机动车道很狭窄，赶上早高峰，我只被苗若芃的目光定住几秒就已经造成了交通堵塞，身后许许多多电瓶喇叭齐鸣。赶忙把单车抬到人行道上，哈腰道歉，再抬头，他已经骑远了。能追上！能追上吧。能追上吗？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越来越动摇。一个人骑车上学的路上，我想，如果当时罗圣灯没有在下定决心的第二天就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也许他，甚至苗若芃和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罗家镇了，生猛也是年轻的一种资本。
这段摇滚青年从良、力求融入社会的励志故事最终也像不明不白的开始一样，以不清不楚的结尾中道崩殂了。回到家，罗圣灯不在，苗若芃正无精打采地躺在行军床上，眼睛闭着，在装睡，我把刚买的菜放进水槽，招呼他起来帮忙洗菜。苗若芃只动了下眼皮，声音低沉：我没心情。
本来想和他再周旋一会儿，突然发现自己也没了和他拌嘴的心情。我打开水龙头，菜叶里飞出一只瓢虫，在空中扑腾两下，又落回水槽里。
在我心思放在瓢虫身上有几颗星的功夫，苗若芃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撇给我一张二十块的纸币，让我明天放学去学校门口的碟贩子那买几张CD。他挤过来帮我洗菜，我甩甩手上的水珠，转过身去点火起锅，背对着他说：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我没你们那么懂音乐。他关上水龙头，往我后脖颈上弹了一把水，说：我不是被你们学校通缉了吗？没你想的那么麻烦，买进口碟就是开盲盒的，你挑几张有眼缘的就行，剩的钱你去买可乐喝吧。
饭做好了才发现餐桌上有一副碗筷无人认领，我问苗：罗圣灯呢？他没回话，心不在焉地用筷子敲着碗打节奏，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从前在家里，长辈都特别反感小孩在等菜时噼里啪啦敲碗。
鉴于苗若芃还有着一个乐队鼓手梦，我不打算说他这是乞丐行为，不是可怜他，而是因为玩乐队和乞讨几乎等价，两者对比并没有什么攻击力。
苗若芃敲完四个小节，终于夹菜，不紧不慢地说：罗圣灯啊，可能去追爱了。
我的八卦之心顿时熊熊燃起，求知欲平等盖过了一切扫兴心理，嘴里的饭都没来得及咽下去就追问道：爱谁？
雅马哈FG700民谣吉他。
突然想起来早上在慈善商店买的吉他还藏在寝室里，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发起并参与一场寝室大扫除，以免从管道里钻出来老鼠，把琴给啃了，离它亮相还有一段时间。
第二天一早我被罗圣灯开门的声音吵醒，借着蒙蒙亮的天光看表，六点五十九，刚好再过几秒闹钟就会响起。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罗圣灯置换反应一般，摇摇晃晃坐到我旁边，一言不发，我一起身，他就钻进被窝里，仿佛是我给他暖了一夜的床。
他身上酒气很重，估计是在哪个酒吧喝了通宵。至少不傻，知道睡大街会冻死。但我十分想知道凭他这不省人事的状态怎么能找到回家的路，我和苗若芃都准备好半夜三更等电话一打来就骑车去接他了，厚衣服在沙发靠背上搭了一宿。
七点半，我拎起待命一整夜的衣服套上，准备去上学，关门前例行回头看了一眼，苗若芃和罗圣灯各自蜷缩在被子里，睡得安详。我想，在玄关处等他们一起出门的日子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骑过以往和苗若芃分别的十字路口，我一个人等着红绿灯，车头拧向东边，眼睛望向西边，没有一个穿红色外套的长头发做焦点，有点不太适应。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些后怕，万一罗圣灯没回来呢？对待生命太轻盈的人，会不会有一天挣脱引力飞向宇宙？前几周在电视上看到神舟一号发射升空，我们成为了继苏联和美国后，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报纸上写，在不远的未来，太空旅游将成为现实。不远有多远？电视机前，苗若芃百无聊赖地嚼着薯片，在空中划着油光锃亮的食指发表观点：宇宙探索的尽头是人文主义。罗圣灯在一旁列行李清单，见我看过来，歪头问道：张呈，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月球？
平安夜，我同苗若芃和罗圣灯撒谎说有夜戏拍，没法回家，在寝室等到凌晨四点，背着琴包从围墙翻出去，骑车回了出租屋，蹑手蹑脚把吉他平放在了地毯上。苗若芃也是真不客气，我不在就霸占沙发，身上除了自己平常盖的那床棉被外还添了层我的毛毯，我只好紧靠沙发蜷缩在地毯上，把被子往沙发下拽一点，形成瀑布状，用它们耷拉下来的那部分御寒，如同钻进水帘洞。
从我们仨在北京报纸上第一次认识圣诞节以来，罗圣灯一改过去对童话故事的信服，坚持不信我说的：吉他是圣诞老人送的。他拿出那本《吉他自学三月通》，目标明确地翻到某一页，抱起吉他弹起来，我抻脖子望去，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前奏弹错几次，停顿一会儿，紧皱眉头认真思考，重新改正。我和苗若芃用眼神交流，稀里糊涂数不清小节，怕进错拍，都欲唱不唱，捕捉罗圣灯开口前的大换气，才冷不丁唱起来。
合唱得稀里哗啦，参差不齐，把民谣唱出三个声部，情感远大于技巧。罗圣灯唱对词时弹错音，弹对音时唱错词，不知道是什么支撑他把整首曲子捋完的。
1999年最后一个夜晚全北京燃放的烟火足以让整个城市在新世纪成为雾都，没有世界末日就创造世界末日。《相逢2000年》的中央电视台特别栏目从1999年12月31日17:30开始播放，持续24个小时，到2000年1月1日17:30结束。我、苗若芃和罗圣灯手里拿着烟花棒，游鱼一样穿梭于大街小巷，无数市民的家中空无一人却灯火通明，电视里无一例外播放着庆祝新千年的节目。灯子健步如飞，把我和苗苗甩在身后，决心致敬坐地日行八万里，要一日走八万步来纪念20世纪的消亡。苗在他背后虎视眈眈，表情可以用两个极端来解读：快哭出来了，或者想掐死他。我一会儿向前加速拉罗圣灯让他慢点走，一会儿向后撤步拽苗若芃让他快点走，在他们之间隔岸观火，补充提议道：走七万五千步就行，剩五千步，咱们走去积水潭挂号。
商场外的大屏幕上转播着各个国家的跨年时刻，现在正播到比北京时间早一小时的日本，1999样式的灯光在人声倒计时归零的一瞬间变成2000；而六小时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第一个跨过世纪之交的国家基里巴斯——南太平洋的心脏，曾经在苗若芃读报纸的时候蹭过去、看到过它的报道，关于它作为岛国沉没的必然性，就在几十年后，在新的世纪。
苗若芃说：我们能在一起多久？罗圣灯说：不知道啊，我想象不出来和你们分开，我现在脑子里每天都有你俩，人生一眼望得到头了。
我想，或许我们三个真的会一辈子在一起，这样也不赖。罗家镇也好，北京也罢，月球也无所谓，到时候换我先陪罗圣灯去太空一年，苗若芃就算再怎么不想来一年后肯定也会跟上，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话费应该很贵，他可舍不得让罗圣灯天天打电话。想起我复读的那一年，一周能有三四天都是听着北京的风声或是他俩的呼吸声度过九分之一个长夜的。
急切盼望来电的那些日夜里我终于明白自己最原初的梦想是看见他们的梦想实现。兴许上一世，我们是同一片原野上三棵燃烧的麦子，又或许是太平洋里三粒在一起漂荡的浮游，也可能是三只并肩徘徊在街头巷尾的野狗。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无比渺小却又无比庞大，在宇宙中微乎其微却与宇宙有着相同的构成元素。
我们，我们三个，我、苗若芃、罗圣灯，只要不说永别，就算绕地球一周也会重逢。什么问题都没关系，我们活着。在罗家镇，家里没有随身听，我骑车到城里的音像店，买下的第一盘磁带就是《友谊地久天长》，放学后主动留下值日，为的是能用班级里放英语听力的录音机播放这首歌，拎着扫把磨洋工，尝试用灯子的语调哼唱：张呈再见，我要唱歌，去北京追寻梦。
而此时此刻，在世纪钟敲响的天安门广场上、不用伸直胳膊就能触碰到对方的距离里，世界蒸蒸日上，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一切都会蓬勃生长。从苗的瞳孔里我清楚地看见夜空中烟花绽放，小灯的声音从周遭的嘈杂中被我的耳朵滤出；跨越山路的报纸，工厂里的大头电视，从罗家镇到北京，我认识世界的方式仍然是两种——苗若芃和罗圣灯。
我们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骑兵，将驰骋于新千年的北京，北京。
02.罗圣灯：我爱我们轰然倒地，我爱于是便有了离开
没有宿醉的早上七点，我自然醒，到阳台上练歌。阳台是每个楼层的公共地点，上面有一条晾衣绳，挂满每家每户的裤衩袜子，之所以不挂衣服裤子是因为有被盗的风险，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把我爸传给我的燕尾服洗了晾在阳台上，半天就被偷走了。那时我和苗若芃吃过来北京的第一顿大餐：炸酱面爆肚卤煮，打着北冰洋味的嗝谈天说地，计算着成为大明星的时日，醉醺醺晃回筒子楼，在走廊的一端看到另一端的阳台上，晾衣绳空空如也。苗若芃比我彪，上蹿下跳要抓小偷，他还沉浸在保镖而不是鼓手的角色里。倒也没关系，我更想唱摇滚和流行。
我面朝冉冉升起的太阳清嗓，开始练声，没唱几句，同楼层的一个住户端着一脸盆冰水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把水泼在了我身上。
正值换季，北京的秋风薄凉，湿漉漉的衣服紧贴皮肤，让人实在难以克服颤栗，我只好咬紧牙关返回出租屋另寻办法。室内温度也没好到哪去，第一场秋雨后苗若芃和我就拿透明胶带粘住了窗框，木头和胶不太贴合，每次开胶都要撕下来粘新的，除了让我感受到一种给伤员打绷带的救死扶伤成就感以外对御寒并无大用。
近来掌握一个规律，我一放摇滚乐，隔壁大爷养的狗就害怕地嗷嗷叫，和乐曲相映成趣。从胡乱堆在地板上的CD里抽出一张塞进播放器，失真的吉他声开始填充房间，上学的时候我永远做不明白往泳池里灌水的数学题，但我知道今天这首垃圾摇滚灌满整间屋的用时大概是九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苗若芃骂骂咧咧地从沙发上爬了起来，昨晚洗完头没晾干倒头就睡，发型乱得像金角大王。
我说，苗子，听这狗吠，这就是摇滚乐采样的未来。
有时候邻里关系真的很难把控，甚至室友关系都很难，苗若芃连眼睛都没睁开，披着毛毯就抄起脸盆要扣我脑袋，于是我俩展开了一场追逐战。此时浸水粘在皮肤上的衣物却起到作用，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长满鳞片的、滑溜溜的鱼，音乐和水都是流体，因此容许我自由自在地在漫溢摇滚乐的小房间里游走，要不是最后绊到了一声狗叫，我可能真就逃过一劫了。
张呈来的时候，我已经熟读楼梯拐角处新贴上去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很久没有度过湿漉漉的清晨了，摇滚乐还是听，但也不再是七八点钟，改成傍晚，苗子接张呈放学回来之后，并且失去了狗吠陪衬——张呈亲自去交涉的，我和苗子扒着门不敢探头，生怕大爷一看见我们就提着菜刀冲出来。狗子断断续续汪汪叫，把张呈的话语切割成丁，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从交涉完毕的第二天起，家庭摇滚乐鉴赏会就失去了狗吠陪衬，我跟苗子咬耳朵：张呈真厉害，竟然能和狗子处成哥们儿。他白了我一眼，用正常的音量对我说：是张呈说服隔壁大爷傍晚遛狗了。我不信，坚持认为张呈狗缘好，因为那天他去找大爷与狗交涉时，狗子的叫声比听摇滚时友善很多。
有时候我会把碟片贴在脸上，透过上面的圆形小孔去看世界。这是苗若芃跟我讲的——他来到北京后看了很多书，道听途说很多经验之谈，在逐渐向全知全能靠拢。打口碟就是走私碟，本该在海关销毁，销毁方式是用某种工具在碟片上打一个孔。碟贩子提前和海关人员串通好，把孔打在无关痛痒的地方，紧靠内圈那一片，就不会干扰读碟，还可以听。
这些碟就这样流入大街小巷，以十分亲民的价格流入我们的手中，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小孔，我感悟到瑕疵的美好和必要性。点是一，线是二，面是三，体是四。透过这个孔洞，我在用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看世界。
音乐，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被刻录成实体，反射着五彩斑斓的光，流淌在我手中。这是为数不多我可以牢牢握在手里的东西，但要注意把印上去的指纹擦掉，否则让苗若芃看到了，会数落我一番，他大概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从慈善商店买了件打骨折的二手皮衣，破了好几个洞，穿身上都漏风，幸好还保持着皮制品最基本的美德：反光，锃亮。整体下来还是很酷的，现在的潮流趋向是破洞牛仔裤，说不定哪天就轮到破洞皮衣，我突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
回到家，张呈上下打量了我一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罗圣灯，你好廉价啊。
张呈的社交能力很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数码设备总能叫他给借出来，以拍作业的名义，其实是给苗若芃当玩具，有时候他会拿自己攒的剧本做实践，拍一些情绪短片，刚好张呈学表演，专业对口，理所当然成了苗若芃的男主角。我和苗子偶尔也客串一下小角色，可惜总得有一个人掌机，三个人没法同时出镜。
回看素材时，苗子一本正经地表示，我们仨作为人肉摄影机还真各有特点。张呈很擅长拍运动机位，推拉摇移跟升降甩样样精通，很像一个大摇臂。我看自己拍的东西都觉得晕船，苗若芃却说这个叫主观视角，一种形式美学或视觉修辞，一般用来反映角色的内心摇曳，我强忍吐意，大惊：这么摇曳吗？
张呈朝苗若芃挤眉弄眼：苗导，工作餐，好饿。苗若芃白他一眼，把摄影机交给我保管，陪他到马路对面的小吃摊买吃的。我浏览着素材，发现苗若芃拍的东西居然稳如泰山，着实属于意料之外，让我惊叹于他那病弱体质下隐藏的钢筋铁骨。而那些播撒在我心中的术语种子疾速生根发芽：我想，这大概就是客观视角，是伪纪录片，是现实主义。透过机器过热的显示屏，我看到一个冷冰冰的旁观者，一个眼眶干涩的局外人——那是面无表情的苗若芃。
正神游天外，冷冰冰的玻璃瓶口突然怼到我脸上，顺着脸颊一路下滑到嘴角，还没等我作出反应，橙味汽水已经淌进喉咙，抬眼看见苗若芃一手一瓶北冰洋，嬉皮笑脸俯视我说：怎么样，张呈榨汁。我差点呛死，气泡直冲大脑，把边缘系统涮洗了一遍，转头我就忘了主客观视角的事，抹干呛出的眼泪后，跳起来去抢张呈手里的烤肠吃。
1999年，在电视上看了朴树在颁奖典礼上弹唱《那些花儿》，有两个极其强烈的念头闯入我的脑海，一是，原来歌名里的“儿”是儿化音的表现，要和花一起连读；二是，一把民谣吉他，我要买一把民谣吉他。
即使各大新闻都在宣扬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我们要继续坚定唯物主义精神，当命运之神突然下凡、脸着地摔在你面前时，人也不得不相信宿命论，就像那天我用随身听放着朴树的歌出门轧马路，听到“快乐在城市上空飘荡”这句歌词时刚好走到慈善商店门口，一抬头，橱窗里就摆着一把雅马哈民谣吉他。
或许我不是什么行家，但没事就去琴行溜达，当下流行的吉他市场价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对半砍的价格对我这种穷光蛋来说无疑是致命诱惑。一开始我谁也不敢告诉，想偷摸攒钱，生怕暴露了心思，张呈和苗若芃又会义无反顾地加入进来分摊我的压力，于是背着苗若芃重操旧业，主持一些小型的宴会和白事，没做几天就在一场婚宴上和兼职扮演宾客的张呈撞见，被告状了，这才扭扭捏捏向苗若芃坦白了攒钱计划，正应了我所害怕的事，苗若芃再次表示无条件支持我的音乐梦想，成为我的共犯。
过去苗若芃九点多起床，空腹去报社领报纸，我十二点左右醒过来，刚好能碰见他卖完早上的一轮回家休息，顺便带来两份建筑工地外售的盒饭，两素一荤不带汤，本来有，但怕撒，有荤腥，他一般都就近喂流浪狗。饿了一上午，苗若芃本来就瘦的脸甚至都凹进去了一块儿，全神贯注扒饭，再抬起头时脸颊就神奇地复原，好像气球。总之那个时间是一个分水岭，苗若芃能在低血糖的边缘走钢丝，我能早午饭一起吃，都省去一顿早饭钱。但卖报来钱太慢，时间不等人，更何况是橱窗里秀色可餐的雅马哈FG700。制止我重拾旧业后，苗若芃将卖报的活儿托付给我，自己找了个在公园门口卖票的工作。我会特意把卖报的流窜地点设在公园一站，还能给他送一份报纸看，不然在棺材大的铁皮房里坐班要无聊死的。
《北京青年报》，我最爱的是娱乐版块，张呈喜欢看社会新闻，苗若芃每次都把副刊上的诗歌复印下来贴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里随身携带。
七点张呈从冰箱里拿出的馒头片，七点半嚼起来还是像受潮的木头，原来梦想有这样一层味道。
一个月后，我和苗若芃抱着存钱的月饼铁盒飞奔到慈善商店，却发现橱窗里空空如也，找店员打听后得知，那把吉他在今天早上卖掉了。
我时刻准备着为梦想放弃一切，转念一想，又好像没什么可放弃的，一个身无分文的人甚至没有孤注一掷的权利。我也不能单方面宣称自己拥有张呈和苗若芃，因此只剩条命，而一条命在世纪的光环下显得太无足轻重。
苗若芃不死心，拉着我跑了好几个二手商店和琴行，我自始至终都知道结果肯定是白忙活一场，但还是什么也没说，跟在他屁股后面，用张呈教过我的一些表演技巧努力让眼睛里饱含光芒，其实累得要掉眼泪了。原来人是这么容易被虚构的希望蒙骗，尤其是他人伪装的希望，不管手段是多么漏洞百出都能轻易说服自己相信。在地铁上我好想从苗若芃眼里读出哪怕一丝不耐烦，可是没有，碰上视线时他对我笑，说，不信全北京找不出第二把同等价位及以下的吉他。地铁摇摇晃晃，某一个瞬间我好像突然回到了从罗家镇开往北京的那辆火车上，桌上躺着空薯片袋、饼干渣和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张呈说得对，车还没开就都吃完了，只有水是苗若芃拦着我，不要一下子喝完，好像在和张呈较劲，阻挠他的预言统统成真。
车厢里，苗若芃的脸随着火车吭哧吭哧向前而摇摇曳曳，那一句话无比清晰，重现在我的记忆里，他说，我就不信全北京找不出我们仨的容身之地。
我和苗若芃是在高三上学期一月的一天里辍学的，那天下大雪，我俩背着书包在上学路上偶遇，对上厌学那病怏怏的目光后一拍即合，书包一甩，身体立刻轻盈得要腾空而起。我们像疯狗一样迎着雪花狂奔，在雪地里打滚，直到被上学午休归来的张呈拎回家，最后双双高烧不起。在家里病卧几天，发现去不去学校地球都照样转，于是再没去过学校。是大雪还是冬至，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放学后张呈从家里带了饺子过来，各个皮馅分离，像一道连汤带水的炒菜。我说：张呈，你肯定把完整的都留给苗若芃了。张呈说：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一锅煮的全是散的，我专门给你俩挑的还有点模样的。
其实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但张呈是冒雪蹬单车把饺子给送来的，于是硬着头皮喝了几口，油腥腻得我干呕。呕完我呲牙乐，心想幸好没吐出实体，对张呈说：好吃。
张呈叹气，把碗从我手中撤走，搬凳子坐到床边，削了盘兔子模样的苹果给我吃。
北京的冬天苹果泛滥，家里更是成灾，这种水果不易腐烂，还克医生。我和苗若芃刚来北京时过得昼夜颠倒、作息紊乱，经常忘记自己吃没吃东西，还没来得及捋明白就两眼一黑倒在地上，抬到急诊，花了好大一笔挂号费，医生就一句话：低血糖，吃颗糖就好了。如此一字千金，我和苗若芃受教，约定从此除非骨折，不去医院，大不了练气功排毒。并且开始囤水果，不约而同从菜市各买一箱苹果回来，一箱红的，一箱青的，搁在墙角阳光永远照不到的角落，被冷落、被遗忘，从秋天放到第二年春天，打开纸箱一看，仍然完好如初。怪不得在出租屋呆太久时我会感到胸闷气短，有五十多个苹果在和我同步呼吸，争抢新鲜空气。
第二天秋天张呈来北京上大学，在我和苗子的软磨硬泡下搬进出租屋，把屋子翻天覆地收拾了一番。我本来也想出份力，手忙脚乱帮张呈打了会儿下手，上演猫抓老鼠（张呈像只威武的猞猁），直到他拎着扫帚突然矗立在原地，一米九的身高拔地而起，像一棵树，扶额，让我到沙发上站着，别动。我说，这是干啥？他说，林火瞭望员，记得吗？凯鲁亚克在书里写过的那个，你帮我和苗若芃看着点哪里有老鼠。
苗若芃的佩剑是一把长杆拖布，张呈扫到哪他就拖到哪，不愧为青梅竹马，配合默契，颇有神雕侠侣之风，我在沙发上原地转圈，傲视群雄，自封为灯塔一座。大扫除差不多要收尾时，苗若芃去公共洗手池洗拖布，张呈不知为何在墙角面壁，我从沙发上跳下来，轻手轻脚走到他身后，才发现他面前那两个叠放的纸箱，好像刚从地板上的阴影里长出来一样。
张呈转过头，对我说：烂了两箱苹果，你俩囤这么多苹果干什么？
我有点儿愧疚，低下头回答道：学习雕刻。说完蹲到纸箱旁挑挑拣拣，找出一颗还没有面目全非的红苹果，从茶几上拾起苗若芃的弹簧刀，在张呈真诚的注视下削得嘴歪脸斜。更惭愧了，一对不起苹果，二对不起兔子，三对不起那个在冰天雪地里骑车送饺子汤来的张呈。后来听我爸讲才知道，那天道路结冰，张呈的车轱辘打滑，在我家门口摔了个底朝天，进门时还一瘸一拐的，我都没注意到，光顾着吃苹果了。
圣诞节早上，我起床时突然被脚下的巨物绊了一跤，低头一看，是一个贴着五颜六色贴纸的黑色琴包。第一个念头是叫醒苗若芃让他扇我一巴掌好告诉我这是梦，结果跨回去的时候又绊了一跤，一头栽到了熟睡的张呈身上——他怎么睡在地毯上？胳膊肘怼上他的小腹，张呈发出一声哀嚎，从梦中惊坐起，或许是因为表演生的晨练而清脆嘹亮，宛若喊破黎明的鸡鸣，刚好也闹醒了沙发上的苗若芃。
那把吉他是张呈送的。看他推脱、愣说是圣诞老人来过的扭捏模样，反倒削减了我对圣诞老人存在问题的激情。
弹起《那些花儿》时，我的左眼在流泪，右眼却干涩异常，张呈和苗若芃神情严肃地唱出两个声部。每次磕绊我都想放弃，但他们的歌声没停，于是便接着弹下去，没想到竟然真的顺下了整首歌。
我抬起胳膊抹眼泪，感慨道，原来弹吉他的时候会流泪。苗若芃说，那叫难受，叫伤心，叫感动，十九岁泪腺比纸糊的还脆。那我长大以后就不能哭了吗？等你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再随地大小哭，我肯定做那个第一个一巴掌呼你脸上的人。这时我的右眼突然也酸了，但苗子看起来实在很凶，而我也马上就要二十了，脸颊还干干净净暴露在外，于是小心地问道：那现在呢？他说：你哭吧。我如释重负，挤也要把眼泪挤出来，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挂着肩带，从地毯上负重起跳抱张呈。吉他被夹在我和他的胸膛之间，好像三明治里的一片厚火腿，苗若芃瘦得像片菜叶子，也半推半就被张呈揽进这个拥抱里。
我闭着眼睛，分不清到底是他俩的骨头还是吉他的骨架在硌着我，胸口好痛。
世纪的尾声，我们在电视机上看摩登天空的专访，问一票乐队们对即将到来的2000年都有哪些展望。唐朝说，希望两千年有个好的开端；彭磊说，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花儿乐队，他们说了啥我不记得了，光顾着和张呈苗若芃感慨大张伟竟然只有十六岁，比我还小三年，画面嗖一下就掠过了。朴树说，2000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打算，干干净净做人，然后做点事吧。
那一年朴树二十六岁，刚刚发布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我爱这张专辑爱到几乎走火入魔，每天晚上睡觉都戴着耳机循环听，希望这些旋律、这些歌词能像刻录光盘一样刻录进我的脑袋里。电视里，朴树背着旧书包站上音乐盛典的颁奖台，好像一个上学中断、被薅来领奖的高中生；沙发上，盘腿坐着的苗若芃仍在焦虑，我听见他的自言自语，他说他离二十六岁还有七年，他说他还没有想好究竟要不要留在1999，要不要去往2000年。
我拍拍苗若芃的肩膀，安慰他说：26岁，你做朴树，我可以做你的张亚东。在你的歌词里，我可以是那个老灯。苗子，要自洽。
在花鸟市场瞎逛，卖鸟的老板告诉我，往笼子里放一面镜子是为了让鸟以为自己不孤单，不容易得病。我把手指伸到笼子外，鹦鹉从镜子旁边挪过来，满脸无辜地叨了我一口。
其实我不会愿意和自己交朋友的。照镜子时我会感觉很不爽，总有一拳把玻璃打碎的冲动——当然做不到，掰手腕我连苗子都掰不过。不过幸好，我还有张呈和苗若芃，他们比我自己还宽恕我，生活中的每一天我都会想起他们来，不是出现在脑海里就是在出租屋里面对面，大眼瞪小眼，张呈的眼睛太大了，我和苗若芃加起来都瞪不过他，这不公平。
但我想，爱大概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我爱他们胜过爱我自己，却没有经过他们同意，爱是一场绑架。
可是我想象不出和他们分开的未来，是不是就证明，不存在这样的未来？人一旦失去想象力就离死不远了。我是那么渴望看见他们梦中的未来，只有张呈和苗若芃、没有罗圣灯的未来，没有我他们会过得更好，卸下爱的负担后生命该多么轻盈？我不想再看见张呈用雪花霜遮眼底的乌青、苗若芃试图归位紧皱的眉，而这样的愿望对二十世纪的我来说已经太迟。
于是我迫切地渴望新世纪的到来，变得贪生怕死。在1999年的最后几天里，我每天都连核吃掉一颗苹果，避开有广告牌的建筑、道路上的井盖，外出时走在张呈和苗若芃中间。当然也尝试过戒烟戒酒戒摇滚乐，但很快就失败了，从下定决心到破戒只需几秒钟——暖气水又冻住，我们仨披着棉被挤在沙发上，电视里黑白电影画面滚动，声音开得很小，仅充当深夜光源和低效率散热器作用，张呈出于抵制浪费把剩半瓶的国产洋酒兑之以可乐分给我俩、苗若芃出于懒得动弹招呼我把堆在地上的CD塞进播放器并奖励我以抽了一半的香烟。
就在这样的时刻里，我突然感觉自己无比安全。
03.苗若芃：闭上眼我在海中间
张呈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和罗圣灯都为他骄傲。他来北京那天我们一起去酒吧喝酒，吧台前有一面全身镜，罗圣灯喝醉了，突然从卡座里跳起来，像投掷燃烧弹一样抄起啤酒瓶扔过去，把镜子砸碎了，镜子里他的脸四分五裂。张呈的臂展和身高成正比，事故发生后我和罗圣灯像塑料袋一样被张呈一手拎着一个逃出了酒吧。
张呈来北京前的那一年里，罗圣灯一直惦记着送别时张呈往他兜里塞的那一信封钱——被用于支付前几个月的房租，刚搬来的那个晚上，出租屋里只有一张旧绒布沙发，以久经沙场的姿态矗立于水泥地正中央，我头一次体会到真正的家徒四壁。沙发划有三个座位，我和罗圣灯落座时，不约而同分立于左右两端，把中间的位子空出来。
罗圣灯紧握着瘦下来的信封，语气凝重：像住在张呈身体里。我对这个比喻不敢苟同，有点恶心了。总感觉中间的空位比纯粹的空气分量重，活像闹鬼，于是我坐过去贴上灯子的身侧，提议打电话给张呈。《北京北京》的铃声前奏太长，没等汪峰老师开口，对面就接通了，熟悉的声音经过电子信号包浆后显得十分渺远，张呈说：喂？苗，你们到北京啦？罗圣灯一激灵，抢过我手中的电话，眼角带泪，真诚却又毫不客气地喊道：张呈！我还以为你死了！
抱着一颗自力更生还钱给张呈的真心，在北京，罗圣灯每天除了培养音乐品味（瞎听来自世界各地的CD）、训练唱歌技术（在酒吧唱免费的K或上公园抢大爷大妈的麦）以外就是到处找活干。硬纸板回收再利用，罗圣灯把“治病”俩大字划掉，改成：卖唱，一元一首。在桥洞下的求职人流中站了一周，毫无竞争力，最后阴差阳错当上经济实惠的婚礼司仪，帮工人阶级家庭主持小型宴会——他适合干这个，笑的时候能把所有牙齿都露出来，吓人但喜庆。后来由于风评不错、文脉相通，又被介绍去主持一些白事，念悼词时腔调感人至深，不靠谱子唱起歌来和唢呐意外挺搭。
罗圣灯，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生吞。他的缺点就在于，干事情时付出的情感浓度太高，上午婚宴，下午白事，每一场都全情投入，干了几周后表情管理失调，一回家就趴在桌上哭笑不得，还挂着这样瘆人的表情对我说：苗子，我很好。指尖有节奏地敲打着桌子上的玻璃面，短短短长长长短短短，捶桌，短短短长长长短短短，循环往复，有走火入魔之势，这样放任不管早晚要去积水潭挂号精神科。
张呈来得没赶上好时候，没见过罗圣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在末班地铁上解开围巾串进吊环、把脖子放进去佯装吊死却因长太高只能当秋千晃的狼狈样。彼时罗圣灯已经成为一个正统的无业游民，偶尔帮我卖报，从报社领的一捆里拿走三分之一，用我扎头发的皮筋绑好，骑车在二环内到处乱窜，每次空手回家，我都不知道他是业务能力强还是北京风大把筐里的报纸全吹飞了。
直到罗圣灯把一叠钱装回最初的那个信封里，交还给刚下火车的、风尘仆仆的张呈，俩人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时，我悬着的心才落地，终于不用一看到空中飞舞的报纸残骸就感到惶恐不安了。回过神来已经被张呈揽进臂弯，几乎窒息，他好像故意绞着我的脖子，掐他胳膊让他松开点时突然想到，如果基督也拥有他这样的身材比例，全世界的十字架都要多用一截木料。
我们的出租屋在楼顶，算半个阁楼，下雨天常常漏水。北京的九月雨水奇多，一下暴雨，家里就变成一片汪洋，九个脸盆都接不过来。沙发倒是稳固，海绵吸水，越泡水越沉，矗立在水中，像一座岛；行军床则像一艘船，在水里漂来漂去。我们通过观察水的流向才知道这间屋子是倾斜的，怪不得灯子每次从出租屋走到陆地上都要先垫几次脚才能适应，一瘸一拐的，看着像跛脚。
在抢救碟片和书时，我看着浪潮滚滚、罗圣灯趴在行军床上扮演海盗、张呈焦头烂额捕捞在水中漂浮着的锅碗瓢盆，突然想到我的祖籍大连。我不是罗家镇本地人，小学三年级时我跟随父母从大连迁徙到石家庄的这座小镇里，那一年张呈也从湛江转到这边来，和我成为同班同学。我们抱着同样的陌生与恐惧、不安与无措，宛若不得已一般捆绑在一起，顺理成章成为了好朋友，从此便形影不离。这之后我们又上了同一所初中——罗家镇里唯一的一所初中，又考上同一所高中，并在那里认识了罗圣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全人类的性格缺陷，这提早认识的四年让我和张呈对罗圣灯产生了一种不明不白的愧疚感，做什么事时都把他放在第一位。他刚说想来北京时我和张呈就在背地里商量好了，肯定要有一个人陪他去。
离开了故乡你才得到了故乡，大连和罗家镇于我而言的意义不尽相同。对于十岁的我来说，乡愁仅仅表现为水土不服，明明同在北方，刚到罗家镇时我却发了一场持续一周的高烧，听我妈说一度生命垂危。我对那场病唯一的印象是：住院时床头总摆着一盘削成兔子状的苹果。当然没吃，昏迷不醒的阶段，摄入糖分的唯一方式是挂葡萄糖吊瓶。也是听我妈说，我虽然刚转进新小学没几天，却也享有“同班同学探病爱心活动”的资格，有一个比同龄人高很多的孩子（她使用的形容词是“鹤立鸡群”，张呈有脖子前倾的毛病，所以我不认可），每次都在大部队散去后留下，坐在床边的板凳上安静地削果篮里的苹果。
其实直到今天我都不敢肯定削苹果的那个小孩就是张呈。出院后我提着由果篮剩饭组成的谢礼在班级里侦察了一圈，最高的就数张呈，那时他被分配和我坐同桌，挤在窗边倒数第二排。但张呈和我妈故事里所塑造的“安静”形象根本不搭边，甚至有点过于热情了，我便没敢认，他也从来没提，只是最后像橙子、草莓这样不抗放的水果都烂在了我的桌箱里，张呈帮我清理干净后吃掉了幸存的一颗青苹果，上语文课时把核埋进了长寿花盆栽里，又把打瞌睡的我晃醒，说要种苹果树，让我见证一下。
只有闭上眼，海浪才在我的周身翻涌。北京是一个内陆帝国，最大的海是一人工湖。
我和张呈舀水忙得累死累活，罗圣灯报告说：水位上升了。前几天读到的、此时此刻我用来安慰自己的“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这一幻梦瞬间破灭。我崩溃地抬头望天，天花板上的水渍几乎氤成了一张北京地图，恍惚间甚至数出五环。
张呈还是不死心，使劲使劲用脸盆舀水泼到窗外，我叫了他几嗓子也当没听见，不知道究竟是在和雨斗争还是在和我斗争，于是逆流逼近张呈，把泡发的食指糊到他眼前，透过指缝看见他很无辜地眨眨眼：太近了喔苗若芃，对不上焦了。我真想啐他一口。就在这时罗圣灯很识相地配合道：张呈，我有点晕船了。
张呈终于妥协了，同意一起到图书馆避难。我和他俩分头行动，去归还用塑料袋保护好的书，还完又顺了本孟京辉，扫过书架随手拿的，剧本名叫《我爱xxx》。我想，爱谁？
我爱光
我爱于是便有了光
我爱你
我爱于是便有了你
我爱我自己
我爱于是便有了我自己
本想继续读下去，张呈却突然从身后冒出来，便下意识把书合上，塞回书架里。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苗，你书还完了没？灯子找你好久，我们回出租屋继续抗洪吧，不知道外面的水里会不会有鱼？记得附近有个水库来着。全城的地铁都停了，我们坐图书馆门口的充气船回去，雨下小了，大家都往外走，一会儿好抢不上了。
人的消费观总是很混沌，我会毫不吝啬地花大笔钱购置碟片、书籍，却对饮食毫不在乎，罗圣灯在这方面也和我一样。一张打口碟的价格是一天的饭钱，我们在音像店、碟片地摊挥霍的不止是人民币，同时也在和胃液告别。而张呈就不一样，他会尽量维持我们的生命体征。
高中时期上课偷吃的小零食一般都由张呈带来，我和灯子平常不买，吃张呈的倒是起劲。也想过买点啥做回馈，六点上学，我和罗圣灯约凌晨四点出门骑车进城买可乐，土路黢黑，没骑两步就绊块儿尖角石头摔得四脚朝天，于是改成步行，半路碰着小猫还拿手电筒逗会儿再走。好巧不巧撞上大暴雨，可乐没买成，最后还是坐救援船回去的，返程时天已蒙蒙亮，灯子盯着船尾漾起的波澜冷不丁呲牙乐，我很真诚地问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说，咱运气真好，要是骑单车来，车都得给撇了。回到村里远远看见张呈在发大水形成的河道里狗刨，从浑水里掐住条小臂长的鲤鱼，高举头顶，对我们喊：苗子，灯子，晚上来我家吃鱼啊！我看见迎面漂来三个空可乐罐，罗圣灯朝张呈振臂高呼，从船上跳了下去，好像一只海豚，掀起的水花把可乐罐吞没，像海浪吞噬船。
想起我们在高中度过的最后一次元旦联欢会，班级组织写祈愿牌，在清一色的理想院校里，我写了：祝人类早日进化。罗圣灯写了：世界和平。而张呈写的是：祝苗若芃和罗圣灯，梦想成真。如此分隔是因为竖着排版字太多了没写下，另起了一行。看到张呈这么写，我和罗圣灯都有些感动，而张呈却在瞟见我们眼里的泪花后嘿嘿一笑：我这么写的话，如果你们愿望成真，救世主的头衔就应该归我！君子论迹不论心嘛。
罗圣灯报了个时下很流行的速记班，量子波动速读，两分钟看完一本三百页的书，他说等他学成归来就把这个技能传授给我和张呈，还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苗子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百科全书。于是傍晚三人聚在一起听CD的活动暂时散伙，既定的日程取消后人在那段空出的时间里是闲不下来的，总觉得该找点事做，张呈便拉着我游北京，美名其曰见证名胜古迹在新世纪到来前的最后一瞥。
张呈绑架我去爬长城，城墙蜿蜒匍匐在山峰，一眼望不到头，简直绝望。张呈说：苗，你看，人总是想要往高处走。我说：累死我了，我现在就想下去。张呈呵呵地笑着，很欠揍，我趴到他肩头，整个人泄力压着他当作报复，试图把他压失衡，他调整着步子，重新站稳，仍然抻着脖子远望，也不知道望个什么劲儿，可能一米九的人能看到的远方就是比我们远吧，我的视线里只有连绵不断的山，层层叠在一起，好像波涛起伏的海，开始时只是看得腻了，现在竟然还有些晕船。
裹着那么厚的棉服，浑身湿透了一轮又一轮，腿都瓢了。回到家，看见罗圣灯拎俩新买的铁锅，张呈眉头一皱，瘸着腿蹦到橱柜前确认老锅的安危，还在，松了口气，惊恐转为困惑，问灯子买锅干什么。罗圣灯就近把其中一个锅扣到我头上，锅檐遮住我的眼睛，一瞬间世界陷入黑暗，就在这样铁锈味的黑暗中，我听见罗圣灯说：速记讲座说发功时必须顶个锅在头上，要建立大脑和宇宙的联系。
1999年最后的夜晚，世纪之钟敲响的前几秒，最后一根烟花棒在罗圣灯手中燃尽，他说，想象不出我们三个分开的画面，人生一眼望得到头了。罗圣灯说这些话时，脸上的光随着燃到指尖的烟花逐渐熄灭而暗淡下去，直到几秒钟后钟声响起，无数大型烟花同时升天、在夜空中张牙舞爪地炸开时，我才再次看到他眼里闪烁的光。回过神来，“新年快乐”的齐声呼喊已经进入尾声，就这样我比旁人慢半拍踏入21世纪。人群推搡着往前挤，慌乱之中我看向张呈，意外对上他的视线，他眼里也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一闪一闪，我有些晕头转向。被夹在中间的罗圣灯抬起左右手分别掰我俩的脸：你俩傻吗？看烟花啊！
那时候怎么也没有想过，三年后，罗圣灯会突然消失不见。离开前一周突然买登山包，出租屋里的一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失踪，我和张呈都没当回事，以为他是凯鲁亚克看多了，这种事过去常常发生。直到他在餐桌上留了字条、附一盘削成兔子状的苹果，我都以为是他和张呈在联手整蛊我。
罗圣灯三天没回家，电话也联系不上，桌子上的苹果还当罪证没收，全都氧化成了土色。彼时张呈正备战考研中央戏剧学院，心急如焚，每天天还没亮就骑着他那个加了座的自行车循着罗圣灯常去的地方巡逻，腰包里装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等红绿灯的时候见缝插针看，黑眼圈重得像小骨兵。我好不容易才让张呈安顿下来，推理出以罗圣灯的经济水平，必不可能很快在北京找到稳定居所，于是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回罗家镇试图寻找罗圣灯的踪迹。
和村里人打听时难免要出于礼貌和长辈闲扯几句，翻来覆去都是同一个话题：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引申出来七大姑八大姨隔壁村口二大爷等人失业后在炕头推牌九。没什么实感，我是教师家庭，小时候进工厂基本都是去找张呈和罗圣灯玩，他俩经常在厂子的后院踢球。初中是我身体最差的一个时间段，大病初愈的标签像块纱布蒙在头上，张呈和罗圣灯不许我踢球，我甚至没来得及告诉他们自己本来就没兴趣就被摁在替补席，当他们的人体衣架，一年四季都捂得严严实实，坐在旁边的废弃水管上看书，从被球砸脸风险几率的下降趋势来看，这俩人的球技确实有长进。
故地重游，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一直拖拽着我，那是从这片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东西：名为乡愁的生命体。我不得不加快脚步，生怕脚底与泥土多接触千分之一秒就会扎根，从此困在对虚无缥缈的回忆的眷恋里。恐惧和迷惘占据心头，罗家镇的一切在我眼中迅速褪色，好像倍速观看苹果氧化腐烂的过程。罗圣灯是不会放任自己藏进这样泛黄的老照片里的，我这么说服了自己，仓皇地逃到火车站，买了去大连的车票。
张呈当然在电话里跟我吵了几句，我深知没法跟他解释清楚自己在罗家镇所遭遇的一切，白费口舌和沉默不语中，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知道，如果说出来了，张呈肯定会执意返回罗家镇白忙活一趟，结果就是悲伤，更多的悲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抽刀断水——指挂了张呈的电话，省下些话费去每天呼一遍罗圣灯无人接听的号码。
几天后我收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拆开来，乍一看是几件衣服，我想把它们抱起来，却对重量产生了巨大的判断落差，一个脱力，衣服里藏的碟片稀里哗啦掉了一地。合着张呈给我包了箱炸弹。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好吧，张呈会两次考研同一所学校，罗圣灯会两次被同一个琴包绊倒，总之我小心翼翼地扒开其他伪装，里面分别包着慈善商店论斤卖的二手书、我离开北京时没来得及拿走的个人物品，还有些我自己都不记得买过的北京城市周边，八成是刚来北京时顺着罗圣灯的哀求瞎买的。把这些甚至可以尊称一声“破烂”的东西通通清走，才发现纸壳箱的底部垫有一张写有字的硬纸板，划去的“治病”和旁边补写的“卖唱，一元一首”，翻到另一面：追梦少年勇闯北京，急需大额现金助我完成音乐梦想！叹号很粗，是我和罗圣灯一笔一笔描出来的，仿佛只要多用劲一点就会变得更勇敢。火车启程的前一天夜里我瞒着罗圣灯把这个纸板偷偷带给了张呈，他在叹号下半部分的那个点上又使劲添了点儿墨。抱我的时候张呈说他有点紧张，明天要和我唱红白脸了，能不能再对一句台词？
我模仿罗圣灯的语气，说出预测的剧本中，他会讲的话：张呈，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张呈沉默半晌，做了三个深呼吸，接道：我就不去了，我的梦想，就在这儿。
邮寄方式是到付，大几十的邮费就这样灰飞烟灭。我是被张呈蓄意报复了，这是不辞而别的代价。幸亏我们还年轻，离别的代价大概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攀升的。
我们还年轻吗？
在大连，我开始学习剧本写作，方式是宅家研读相关书籍，电影学院的教材一类，以及中戏导演系的必读书目，不得不承认是带点争先的心理，想比张呈更早探出一条路子。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凡。17岁，在罗圣灯决心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决心踏上从罗家镇开往北京的火车之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电影编剧，数学课上白日梦的内容是，让刚刚萌生舞台梦的张呈做电影男主角，让爱听歌的罗圣灯唱电影片尾曲。
可能是因为总盼望着梦赐予我一些无法得到的东西，我被梦的王国流放。是我的错，我不该在梦中把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等同于东坝的出租屋、天安门广场、什刹海、北京电影制片厂、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一些我们仨生活的片面构成，街道上的行人与野狗都长着张呈或罗圣灯的脸——有点吓人，姑且用平行宇宙和时间旅行来解释。但无梦并不意味着睡眠质量提高，我还是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而突然惊醒，去中医院看神经衰弱，我很蠢但又很热切地在医生把脉时问：做不了梦怎么治？医生皱眉瞥了我一眼，我自觉心虚，眼神躲闪，不再追问。
缘分很奇妙，再一次见到罗圣灯是在互联网，论坛刷到的匿名视频，在重庆的一家酒吧唱歌，朴树的《那些花儿》。他离开时没有带走张呈送他的那把吉他，纸条上写，不想再欠我们什么了，可他从来都不欠我们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互相还那笔不存在的债？张呈留在北京的出租屋，学会了吉他，说什么也不愿搬回寝室住，我有时给他寄钱补贴租金，这傻子竟然用这笔钱买了把新吉他送给我，附纸条一张：赠长发至尊、未来的吉他大帝。如果此时此刻张呈站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把这张纸团成团塞进他嘴里，可惜他不在，只好点火烧了。用手指掐住一端，看着火舌舔舐张呈的字迹，突然纸条从中间断裂，火苗坠落到躺在桌面的一页稿纸上，火势蔓延开来，我无动于衷，注视着文字化为乌有，油然而生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感，好像写出它们的不是我，余烬边缘的火星苟延残喘，文字是被我活生生火葬的生命。
一缕烟，升过头顶，微微抬头这一动作总让我联想到打量张呈，第一次见他便是这样，小学时出于嫉妒他我每天喝牛奶喝到乳糖不耐受；我想，如果死亡不是意外降临，最后一次见他时我也会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不得不抬起头，而他会盯着我伸长的脖颈发笑，刻意操着一口生疏的广东腔调，说，苗你好像一只天鹅喔。两个人的字迹于同一簇火焰中合葬，适合写进诗里，但对象不该是那句不好笑的打趣。今天的写作进度是负五百字。
最终我也被迫练成了吉他。
罗圣灯的琴技长进不少，整首下来一点磕绊都没有，只是观众合唱的歌声太纷扰，他又离录像机太远，声音几乎听不到，我还是头一次这么想念他的歌声。曲毕，掌声稀稀拉拉，他抱着吉他鞠了个直角躬。酒吧的主持人介绍道：这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灯，特长是用九种语言说“我爱你”。视频里罗圣灯的脸糊成一片，但我还是能够通过观察眉毛处像素点的细微变化断定：他使了个很羞涩的相。然后罗圣灯开始讲鸟语。靠，一句也听不懂，谁知道是不是瞎编的，上学的时候他连英语都讲不明白。
在讲到第九种语言时，罗圣灯好像终于找到了人群中的摄像头，仿佛在透过电脑屏幕盯着我，讲出了唯一一句我能听懂的话。
他说：我爱你。
视频到此结束，只剩下我和漆黑电脑屏幕里的自己面面相觑，突然有点哭笑不得，真看不了罗圣灯假正经。时隔三个月我再次拨通张呈的号码，这才知道他三战考研失败，已经不在北京了。他说他先坐火车回罗家镇转了一圈，去初中高中甚至小学都看了一眼，这些地方什么也没改变，好像我们从未离开一样，走在路上总怕半道杀出个小张呈、小苗苗、小灯子来。罗家镇的工厂在这几年里接连倒闭，他爸妈下岗，回广东做生意去了。张呈说他还拜访了罗父，发现家中摆着些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但叔叔看起来脑袋还很灵光，连他冬天骑车在家门口摔倒四脚朝天的姿势都记得清清楚楚，也没忘记家门口经常刷新一个侧分长发小男孩，却唯独不记得自己有个儿子。看叔叔信誓旦旦讲述无子无女生活的样子，张呈都有些自我怀疑了，怀疑罗圣灯是不是他幻想出来的朋友。他叙述到这时我打断说：不是。他紧跟着接道：当然不是。
最后张呈说他过两天要回湛江，寻根。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有些话我没听清，被风声吞没了，于是扯着嗓子问他搁哪儿呢这么大风，张呈也扯着嗓子喊：威海，轮船，甲板。似乎是在和海风做殊死搏斗。他又喊：你不用喊这么大声，我现在回船舱！过了一会儿电话那端真安静下来了，确认是没断线后，我开口：你怎么在山东？张呈声音有点哑，回答：去大连玩了一圈，在港口看到渡轮，走不动道，总想起来泰坦尼克号，咱仨高中时一起看的，你还记得不？一冲动就买票上船了，没看目的地。苗，海真的很美，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大连了，湛江也有海，但是我记不得了，所以我想回去看看。
我想，大连？张呈知道我在这边避世，来这一趟竟然一点也没告诉我。一瞬间脑海里闪过许多真实的虚构的这几天在街头擦肩而过的大高个，我有些头昏脑胀。我问张呈，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北京，兴许可以一起合租，他故作疑惑：回北京？我毫不留情地揭穿道：你肯定要一直考一直考，直到考上中戏为止，以为我不知道？张呈失语几秒，然后笑出声：好吧，苗，我也知道，你从来就不平凡，北京是你的，世界是你的，宇宙是你的。我辩驳说：我从没说过这些话。张呈打哈哈一带而过：当我讲梦话啦。
沉默良久，在我挂断电话前，张呈的最后一句话是：苗若芃，你在哭吗？
即使世纪病的症状已接近痊愈，我还是总会想起世纪之交时，我们三个被汹涌人潮挤成一团的画面。特别节目、街头巷尾、万家灯火，商场大屏、国际新闻、世纪之钟，升空的礼花朦朦胧胧、看不真切，罗圣灯手中的烟花棒熄灭的那一瞬间却无比清晰、恍如昨日。经过无数次重演、无处次倒带、无数次回放我才后知后觉——张呈和我都一晃神与21世纪的第一秒钟擦肩而过，只有罗圣灯准时踏入新世纪，我们就这样永远和他差那么一步，咫尺天涯的距离，张呈长得再高也瞧不见，我看再多的报纸也读不到，原来罗圣灯在世纪之交望到的不是人生的尽头，而是伊始。
有一天收拾房间，从一件几年没穿的红外套里抖搂出一个小本子，掉到地上时刚好末页朝上，上面写着：我们停滞在这条通往琥珀的小路上。罗圣灯的字迹。往前翻看到剪贴内容才想起来这是九九年我用来积累好诗的口袋书，可我对他写的这句话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怎么会从来没翻到过本子的最后一页？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忆往昔一下，于是削了盘兔子状的苹果，坐在电脑前边吃边听《我去2000年》，好像做法召唤鬼怪。嘴巴和耳朵都没闲着，眼睛也该找点东西看，鬼使神差点开《我爱XXX》的剧本文档，接续着七年前的印象读，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爱离开，我爱于是便有了离开。
那一年是2007年，26岁。朴树的第二张专辑已经发行了四年，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整整五十年。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在永不停歇地运动，地球上有太多谜题，个体太过渺小而无法承受。世界蒸蒸日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仍在持续。人类进化任重而道远。回忆像琥珀。我无能为力，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本该如此也一直如此。我握紧手中的笔在字里行间重现零零散散的过去，其实也只是为了不让海马体或上帝太早剥夺我回忆的权利。这并不是什么很残忍的事，再遥远的距离从宇宙的角度看也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点，拥抱着流泪着跨越世纪也只不过是一瞬间。但这一个瞬间存在过，已经是无限小的奇迹，况且张呈、罗圣灯和我还有许多这样的瞬间可以回忆，不敢用“无数”来形容，但也已经能占据我们的心和脑，这就足够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三个仅仅是活着，其实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