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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我的情感调节器砸坏了。不是为了追随潮流，不是为了做出改变。他人难以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就连安卡也不会感同身受，除非我把目前的情绪和状态灌回情绪调节器中。除非我是默瑟，或者随便哪位能为情绪调节器注入纯粹的快乐或纯粹的悲伤的曾经的纯粹的人类。我们含有杂质的感情就像含有杂质的私调酒，就像诗人，不被需要了。我哭了一会，把脸埋在枕头里，其实没哭，睁大眼睛对准黑暗思考我周围的一切，所有去了地外殖民地的人和留在地球的人，家里一本一本书增加的图书馆，落灰的钢琴和照片，安卡和我，以及照片上微笑着的我们与她父亲。我想流出些眼泪，体会一会离别后的忧愁会很好，会激励我写诗，但我想，我把情绪调节器砸坏了。电话铃响，我翻身，抓住听筒，直到把整个电话机全部完整地拽来，拽到我面前。我在黑暗中持续不断地流汗，有人在电话机另一边模模糊糊地讲话，我一句也听不见。
电话机和电话线歪歪扭扭地爬过床单，我把听筒放在脸边。
喂？谢雷热切地说，你现在能听见吗？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我说，还好吧。
明天过来一趟吧。他说。我还没回答，他又用欢快的口吻问：你是不是把情绪调节器砸坏啦？
你们那边连这种记录都能看到？我握着话筒说，一边尝试缓慢从床上坐起来，爬起来。这很困难。床单上沾满了汗水，褶皱遍布，还到处堆放着我看完了和没看完，看完后想再看一遍和总有一天要看的书和杂志。我尽力屈腿，看着腿上深灰色的毯子和浅灰色的仿佛在嗡鸣的天花板。
这是什么话？谢雷说，当然啦，明天记得来。记得带证件来领取您新的情绪调节器。
我还以为你们不再给诗人发调节器了。我对他开玩笑，谢雷笑了一声，这笑话逗得他很开心。我转过身，没能把电话听筒挂回电话机上。
我一辈子也不想认识谢雷，就像我不想认识我的抑郁或者虚无主义一样。美丽的诗人般的抑郁，安卡曾说，当然她也批评我，说我有丑恶的诗人的自大和市民的小肚鸡肠，唯独没有诗人的冷峻和孤独，气质上的。我也没有和人决斗的勇气。在残破的满地灰尘的大楼中，在地球接连不断的尘埃和紫外线的包裹下，我才能写诗，哀叹我的不甘等等，但一轮到可能的幸福和受人崇拜与尊敬的机会走来，我就立刻抛弃了诗歌，抛弃了写作，忘乎所以，甚至连抑郁也抛在脑后。谢雷也是位虚无主义者，或者他见面时表现如此，他也受到地球的光线与抑郁的干扰，我们在酒吧偶尔碰面时常常哀叹，常常以地球母亲的名义和被摧毁的自然母亲的名义喝酒。我向他借录像带，他也向我借录像带，还有书，还有不少已经停刊的曾经的杂志。我不知道他的职业，我只喜欢欣赏他流露出那类性命攸关时的焦躁不安和死气沉沉的紧张与无奈。这种受到威胁的对生命的不安贯穿始终。他总是垂着灰色的眉毛，或者皱着眉毛——他眉毛很细，我有这么说过吗？现在不太时兴男子化粗眉毛或女人化细眉毛和眉形弧线——好像还有某种深刻的绝望，绝望中有抱怨，有一杯接一杯的酒，有一些眼泪，是谢雷的。他全名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谢雷，他的父亲或母亲一定信奉共产主义，另一位则钟情于灰色主教等等概念，于是合起来给孩子起了这么个名字。谢雷也应着他们的期待留了一头不伦不类的黑发，其中夹着很多忧郁造成的白发与灰发。我们坐在一起喝酒，谢尔盖说，他才不在乎头发，他说，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工作，他出门时和回家时连情绪调节器也不想打开。这是正确的，我说，同时醉醺醺的，我从来不开情绪调节器，我喜欢原生态地体验它们！体验情绪！最多堕落地用酒精麻痹自己。
后来，各种酒类越来越转变成体现身份地位的物件。没人真再用酒精来伤害自己了。大家都可以一边读说明书一边将情绪调节器调到正确的频道。我不再去酒吧，更多时候是躺在床上，将伏特加和冰块放在桌上，看着天花板并体验心中的激情有些时候我能一跃而起，走去写诗，也许呢。我和谢雷也打电话，但不去酒吧见了。我几乎没有收入，他的收入花得很快，他在政府某个部门上班，但没有任何一天收入够用。他也没法像同事们一样加班。因为道德，谢雷说，因为绝望，他说，因为这些都很没有意义。是的我知道，我说，我写诗是因为社会要求我写诗。如果社会这样要求，我就什么也不做。
您听过那个悲惨的笑话吗？他说，有位市民从楼顶落下，他惊恐不已，自言自语：现在感觉还可以，现在感觉还可以，现在感觉还可以。他慢慢平静下来，直到，砰，他落地了。我认为，现在感觉还可以。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落地。
我对社会倒没有那么愤恨，我说，唉，这一切都糟透了。还会更糟。不过嘛，我已经欣然接受。
谢雷会偶尔站在路边吸烟，点一类相当复古的烟草香烟。点烟时一边把打火机（同样复古）举到和鼻尖平行的高度，一边把头倒向一边。这时我觉得他相当可爱。他养了一只电子绵羊，毫不顾忌，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了。是他的前妻留给他的，他们一起照顾，但一等到分手后，谢雷就公开宣称那是只电子羊，我则觉得他相当可恨。我什么宠物也没养，我负担不起，而且安卡讨厌机械生物。我的工作是给她的父亲以及她父亲的上级交诗稿，什么诗都交，讽刺诗，自由诗，莎士比亚式的十五世纪风格的十四行诗，长诗，短诗，什么都有。运气好的话他们会选中一些，运气更好的话其中一些会被拿到电视节目上朗读，就是那个永不结束的秀，这时我得到的报酬会多些。
我和安卡常常靠在我的阳台上，身子探出阳台外，这时我们一手拿着一杯咖啡，安卡说：这些街上的行人会写诗吗？她自己也写诗，但从来不发表，不愿意让她父亲来做决定。也许会。我说。仿生人会写诗吗？安卡问我。也许会吧。我说。仿生人可能会写好诗，她说，但不会有人读懂，我们人类都读不懂，感受不到，所以也不去读好诗。人类的悲哀啊。对，我顺着她说。但心里想着，人类的诗也不再有人去读。每个人都是装作去读，装作去写，装作去像人类一样生活，还有装作养一只绵羊或山羊之类。安卡家里有一匹马，货真价实。她的父亲相当富裕，那匹马每天则悠哉悠哉地呼吸着世界大战后充斥着核辐射与无数粉尘的灰色空气。安卡则着迷地望着马，带着对所有人类无可救药的绝望过后的迷恋望着它。我没问过马的名字。
安卡很好，只是她不太像我。谢雷很好，他也不太像我。有时我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就像每位孤独迷惘的青少年，年轻人，中年人，老人，病人，将死之人，新生之人，以及种种长了一双能视物的眼睛并能意识到光面的倒影与反射是看不见的自我的图像的生物；其中的我并不严格意义上是我而更多是帕维尔·米哈伊罗维奇·杜霍夫。安卡的父亲问我这名字是否是笔名，“不是”，我说，“这是我的真名。”说话时以嬉笑的口吻，我对真名毫无感触，毫无兴趣，毫无任何疑问或可能的信念，我对可能的俄罗斯血统和身份也如此。镜子中的帕维尔皮肤苍白得像位骨瘦如柴永不见光的贵族，像具骷髅，我用沉寂的眼睛反瞧着自己，觉得其中颧骨上留下的阴影可憎，像灰尘一样可憎，眉毛也可憎，毛茸茸得虚情假意，对视的眼睛也可恶，可恨，惹人厌烦，我从没仔细瞧过别人的眼睛，现在我觉得我的眼睛尤其丑恶，是所有先前的现世的与后来的人类中最丑恶的一种，流露着诗人的贪婪，不仅对幸福与功成名就的贪婪，还有狡猾的贪婪，对痛苦的贪婪，对揭露人类孜孜不倦的贪婪。
我想哭，但想到流出的也会是虚情假意的泪水，不如把预付稿费的诗写完，就不再想哭，转而去冰箱里找随便一点冰块和能入口的饮料。我把饮料滴在稿纸的边缘，以做出我已为此流泪的假象。坏诗，写得差的诗是最不值得人流泪的。
安卡说我总是如此，她说，她喜欢看我流露出一种装模作样的聪明劲。我们还相当幸福，她迷恋地看着我。那时我刚刚认识谢雷，因为什么和安卡父亲有关的仿生人调查，我问他：仿生人也会下发情绪调节器吗？谢雷耸耸肩。安卡总把她的情绪调节器扔在卧室角落，必要时像那些二十世纪的时髦男女一样，把它的听筒像真正的电话听筒一样夹在耳边，夹在肩膀上，用两只手捧着本书。安卡说这些情绪频道上没有愤世嫉俗真是可惜。是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认识了。安卡收集愤世嫉俗，收集这个时代的愤世嫉俗，有些有钱人家的女孩会收集人造或天然的猫头鹰，绵羊或者马或者牛，安卡收集诗集，书籍，烂得要死的书全都照单全收。她是位新时代的缪斯或者阿芙洛狄忒之类，只是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爱或美或和平，是仇恨。也许只有仇恨和源源不断的仇恨才能带来美。安卡从没这么说过，这是我的自我推断。在认识谢雷之前，我们的约会就是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望见满是雨水的街道，泥泞不堪的小巷和墙壁，霓虹灯照亮的铅灰色云层和天空，以及来来往往的打着伞和没打伞的行人。安卡也收集愤世嫉俗的人，因此也和我约会。我们把仇恨像香烟或奢侈品一样小心翼翼地传来传去，端起来观赏。我知道安卡特别的爱好，但我假装她平等地爱着我，就像我假装我平等地爱着她，实际上只是另一种欣赏。认识谢雷后，我们开始在阳台上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可能的条子，一般而言，是那些看起来毫无力气，毫无生气的人。你想过他们的生活吗，安卡对我说，追捕一个长得像人的东西，其他什么也不想。“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感受，”我回答道。我们已没什么可写的了，我们已没什么可改的了，然而仍要创造更多，从一片毫无用处的垃圾堆和狭窄的楼栋与楼栋间的天空创造。
我曾见证谢雷因工作需要像宰猪般屠宰仿生人，将手按在skin job喉管上，用力向上提，按住他的下颚，慢慢扳动对方下巴，将它的脸笔直朝上，将它全身尽可能地放平，竖直，拉直，直到对方像被铁钩挂起来的建筑垃圾一样垂直地落下。他保持这类姿势，然后掏出警用刀具。
我想，宰猪的场面是我的幻想，因为我从未见过人宰猪，没有录像，电影，纪录片，舞台还原，等等；我唯一见识过的屠宰是谢雷切开那位skin job的腹腔。这让我想起屠宰，还有读到的小小的一切关于屠宰的段落。 这场面，谢雷，满手鲜血，面容放空而平静如每位盖了太多章做了太多工作的工作人员，一同替换了我的一小部分记忆。我喜欢这场面，我喜欢他。
我不合时宜地想：如果有更多的新生的人来到世界上，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用什么来学习？他们会用什么来长大？他们能感受到什么？他们会有什么所思所想？在一切都被想过之后消亡的粉尘与废墟中，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后来我想，但我一点也不想离开地球。留在地球上很糟，活着更糟，但活在某个地外殖民地每天看着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与装模作样的大腹便便的主持人并由一群仿生人来料理一切则更糟。直到谈婚论嫁前，我都这么想。我和安卡一同去她家整理行李，整理她去地外殖民地的行李。我一直难以遏制地眼含泪水，因为我将要告别我和人类亲爱的故乡，现在这故乡什么也没剩下。我们跪在钢琴前寻找那台巨大的三角钢琴不足三指宽下的可能的遗落物品。她从中扫出几片落满灰尘的纸张，琴谱，草稿，还有相片之类。这是小时候的我，她说，珍惜地将之上的尘埃全部吹掉。我们又把脸凑在一起，仔细地欣赏上面人物模糊的笑脸和蓬松的阳光。两位大人连同两位面目模糊的孩子一同一无所知地微笑，远处是秋千，近处是一大栋白色的漂亮的小洋楼。我们把相片翻到背面，只有两行含糊不清的墨水字迹。这一定是我的童年，我们家是从地外殖民地搬回来的，安卡说，带着幸福的梦幻般的微笑。我带着回忆中自然而然的忧伤凝望它一会，随即转换为一种无可遏制的惊恐。我也有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我喃喃道，我也有架钢琴（当然比安卡家的小得多），我把它放在钢琴上；我的父母也来自地外殖民地，只是他们把我留在这了。
我想我是人类，如果我是人类的话，我将同无数地球上的人类或地外殖民地的人类共享两种童年：一种是灰扑扑的充斥着高楼大厦霓虹灯难以控制的强降雨和辐射的童年，一种是充斥着周而复始的对着电视节目的傻笑与一成不变的完美的天气的外星的童年。如果我是仿生人，也许他们注入我们脑袋里的童年记忆会更多些，我和安卡有不同的童年记忆，我有位速记员母亲，而她有位富有的编辑父亲，我们的童年大相径庭，色调与气味大不相同，只是共享着同一张照片。从某种角度而言，我猜，只有拥有丰富和复杂的童年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写作，拼命地回到曾经的孩童年代，在当时一下午只跑来跑去也可以是全世界最顶尖最纯粹的幸福——即使这种童年是人造的。这种感恩顿时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在床上缓慢地翻身，这种感恩顿时使我能承受更深的更难以遏制的苦痛，我的心像泡在冰凉的水中一般收缩，毫无尽头地向内收缩。
之后怎么办？我当时想。怎么？安卡说。我才意识到我喊了她的名字。你还要去地外殖民地吗？我问她。要去。那你怎么办？我又问。她两手交叉，那片相片空落落地一晃一晃地落到地上。促进人类文明的复兴与进步，她说，耸耸肩。我不知道！但我决意不要适应世界，我宁愿让世界适应自己。她回答说。我要去一个我能改变的地方，那个地方尚有变好的可能。我的眼眶中又不知不觉地溢满泪水，我要留在这吗？我对她说。随你的便！她说，我们是诗人，我们要求世界为我们改变。在地球上我们的所有思考，所有感受都是过去的粉尘，曾经的人的废墟而已。我们分手了。
我不停地在床上流汗，想到我要写的诗，想到我已写的诗，想到我已毁灭的诗，我已毁灭的感情，那些情绪与思考曾经在脑海中如此美好而在诗中只是虚伪的虚假的故事。我冷汗狂冒，又不可遏制地记住所有这些恐惧与绝望像深海一般深沉的冰冷的深蓝色的夜晚。谢雷一下坐在我床边，开始喝我摆在床头柜上没喝完的威士忌。他把电话摆回听筒上，我想像刺猬一样痛苦地蜷缩，直到缩成一团，像新生儿一样敬畏地低下头，闭紧眼睛，毫无所觉，在接触到外界的第一束光线时立刻敏锐而绝望地放声大哭。谢雷按住我的肩膀，把我翻过来，我不得不把我的膝盖放下了。
你怎么啦？他说。我是个仿生人，我喃喃道。我害怕他没听清，既希望又不希望他听清。谢雷无动于衷，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他从没扎紧的一缕灰发落在我肩上，我吓得要命，但更深沉的对世界的忧郁立刻战胜了我对可能的个人的恐慌。我宁可紧张得胃痉挛，我想。宁可吓得尖叫也不要毫无力气得躺在这。我怕他没听见，又说了一遍。
我是个仿生人，我说，而且我还留在地球上，偷渡，违法，没有工作，没有牌证，我的肚子哪里可能还刻着串出场编号。谢雷沉思般把威士忌杯摆回床头柜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无所谓地说，我可以装模作样地严肃一下，但没什么意义。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您怎么把情绪调节器砸坏呢？他又说。我不得不上门来看看你。
我知道我必须以诚相待。我有无法战胜的新感受，我对他说。谢雷一下变得兴致勃勃。你恨这个世界吗？他问，不太讨厌。你爱它吗？几乎没有。
这是麻木的表现。他下定论说。我并不这样称呼，我回答道，我管这叫‘平静’。
也许是绝望，他说，从古至今的人类的无可战胜的绝望。很有可能，我说。
我把脸翻过去，仰望着无边无际的黑暗的天花板。我意识到我无法屈服。